曹亚健，1972年生于江苏沭阳，1997年进入宿迁市检察院工作。现任宿迁市检察院控告申诉处处长，2015年荣获“全省检察机关群众工作能手”。
在很多人看来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工作无非是拆拆信、跑跑腿、磨磨嘴，全都是小事。可是在宿迁市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处长曹亚健的心里，控申没有一件小事。“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的‘窗口’与‘桥梁’，作为窗口，就要树立起检察机关在百姓心中的好形象；作为桥梁，就要与百姓面对面、心连心。”
一
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的窗口，也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职能部门，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访群众，有正常访的、有非正常访的；有闹访的、有缠访的。面对的无论是情绪激动，无端指责的上访人，还是带着疑虑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，曹亚健总是笑脸相迎。曹亚健爱笑，到底是性格使然还是“职业病”他已分不清。他说自己就像个“大堂经理”，每天挂着春风拂面般的微笑，迎来送往。
“但凡有一点办法，他们都不会跑到我这儿来。”“来找我们，就是解决问题的，哭也好，骂也好，都是情绪表达。”
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，法官王公道曾对要打他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说：“你哥俩争财产，盐里没我，醋里没我，我好意劝架，咋就该打我了。”这样的事，曹亚健几乎天天摊上。与王公道的待遇不同，曹亚健从没有被人打过，即便是带着怒气来的上访人，最后还要和曹亚健“抱一下”。
那是一位情绪激动的大爷，在做笔录时，突然口吐白沫倒地抽搐不已，曹亚健赶紧联系救护车，一路陪同老大爷到医院。等一切安排好，老大爷苏醒过来，看着守在身边的曹亚健，问他能不能“抱一下”。
“任何一个人，看到那么可怜的上访者，都会有恻隐之心。”曹亚健说。好的态度只是做控申工作的基础，关键是要给老百姓解决问题。
201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宿迁市检察院冲进了二十几个村民。他们要实名举报村书记贪污拆迁款。之前，他们已经举报过多次，被举报的村书记也被调查过多次，但由于证据不足，最后村书记只得到了处分。村民们气不过，又一起到检察院“伸冤”。
《刑事诉讼规则》规定，对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的举报线索，举报中心可以初核。曹亚健认为，如果不是真的“冤屈”，村子里不会来这么多人，不会一趟又一趟到处告状。宿迁市检察院对这个案子启动了初核程序。与反渎部门一起调查，在村子里联系走访了七天，最终查明了村书记的犯罪事实。村书记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
控申处的小曹接待过一位来访者，进门就拿着手机录像，还嚷嚷着：“我得留证据。”原来，来检察院之前，这位来访者已经跑过几家单位反映情况，结果全是被推来推去。更让她气愤的是，每家单位她都跑了好几次，每次都和第一次一样，要她把情况重新讲一遍。于是她吸取教训，把凡事去过的地方都录像留证。
镜头正对着小曹，弄得小曹有点反感。曹亚健闻声过来，他接过来访者的手机，对着自己拍，边拍边说：“您拍我不拦，但我觉得没必要。”曹亚健介绍，只要是来访群众，都会制作一份笔录，录完会给当事人签字，不管案件是否受理都会给当事人一份书面材料，说明理由。
“来访者要拍照，说明我们做得工作不好。”这件事情反倒提醒了曹亚健。在曹亚健的推动下，宿迁市检察院启动了“首办责任制”的工作方法，让接访者“从一而终” ，消除来访者的顾虑。
二
宿迁市检察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。
2014年，最高检联合江苏省检察院、宿迁市检察院推出全国首例视频接访。一位信访人直接在市检察院通过视频和最高检的接访人“面对面”交流，所有材料直接在物证展示台上传给对方。当场，最高检就受理了该申诉案件，央视对此案还进行了专门的报道。
2015年，在全省率先探索，创新推出第三方介入机制。除了引入由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组成的第三方“听证团”，还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常年合作协议，每天有一名律师在为民服务中心坐班，专业回答信访人咨询，遇到刑事申诉案件主动对接，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。
2016年，探索推行事项告知、预约接访、信访人优待等信访工作“三步工作法”，解决初信初访问题。
这些成绩，都与身为处长的曹亚健密不可分。“全国首例远程视频接访是我们正好‘碰到’的；‘三步工作法’是全处智慧的结晶。”曹亚健很谦虚，说不能把成绩都归到自己头上。
控告申诉处的副处长饶新刚介绍，把律师引入到释法说理中，却是曹亚健在办案实践中琢磨出来的。
从2012年开始，曹亚健就意识到，单凭检察机关的一家之言，并不能完全消除来访百姓的疑虑。如果能把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到案件的化解中，说服力会更大。于是曹亚健找到了两家律所，商量这个事。两家律师表示愿意配合。事情就这么铺开了。
2015年，泗阳县的老张举报拆迁办工作人员涉嫌非法拘禁，泗阳县检察院院启动初核程序后发现，拆迁办工作人员始终是在老张的家中与其商谈，并不存在非法拘禁一事。泗阳县检察院向老张答复后，老张仍然不服，案子到了宿迁市检察院控告申诉处，曹亚健启动了“第三方”介入机制，在律师库里筛选2名律师全程参与，增强答复的公信力，最终得到了老张的认可。
三
曹亚健说，老百姓来找我们，我们通过做工作，给他们要给一个交代，甚至给他们 “平反昭雪”，这都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，是要改变老百姓的认识。
有一起八十年代的案子，七十多岁的王大爷曾在因为贪污五百块钱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。王大爷曾是当地治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，因为案子丢了工作。九十年代初，和王大爷一起工作的同事全都转为了国家工作人员，王大爷则因为有案底，成为了普通的工人。2000年，王大爷在家里找到一张收据，收据上写着，“王某某收钱500”。王大爷认为这张收据可以证明当时的钱并不是自己贪污了，而是作为工资发了出去。从2000年开始，王大爷就反复到各个单位伸冤，希望能给他把案子翻过来，并恢复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。
经鉴定，收据确实属于案发年份，可是，与王大爷共事的人都已经去世，单凭这份收据不足以证明王大爷没有贪污。这个案子没法翻，王大爷就和检察院杠上了。2015年，江苏省检察院将这个案子交办给宿迁市检察院承办，曹亚健是承办人。曹亚健看了证据，“这个收据不具有排他性，我们无法认定王大爷说得是对的。”案子本身没错，关键是王大爷的认识。“其实，他的目的不是翻案，是给自己的晚年求一份保障。”曹亚健了解，王大爷孤苦无依，生活没有着落。曹亚健向王大爷解释无法翻案的原因，同时联系民政等部门，给王大爷申请了低保。王大爷十分满意。
要想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，首先得自己有“两把刷子”。曹亚健的桌子上不仅放着刑事申诉业务书籍，还有公诉、侦监、民行等相关业务书籍。从检二十年，曹亚健先后在公诉、控告申诉、反渎等多个岗位工作，这都是他为他做好控申接待打下了基础。
曹亚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成绩。宿迁市检察院连续12年保持涉检进京访零记录。成绩是肯定，更是鞭策。曹亚健说，只要出了一点点状况，所有的成绩都会化为乌有。